第二本从隋唐到清朝末年，完结篇，在这段历史里，有很多段（宋朝的靖康之耻、清朝的文字狱，清末的耻辱史）都让我我非常的愤慨，安利大家都可以去阅读一下，另外还是选一些书中对我来说感触比较深的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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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举制度在隋朝出现，进入唐朝后变得越来越重要，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。这个趋势，就是人类在政治领域逐步摆脱自己的原始本能，逐渐变得成熟的过程。
科举制度是打击权力世袭制的又一次努力，而且非常成功。
科举制有两个关键的地方：第一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考试；第二，只以考试结果论成绩，权贵推荐不是说没用，但已经不起主要作用了。
科举制的好处非常明显。它杜绝了权贵互相推荐，人们是靠考试成绩而不是血缘进入官场。魏晋南北朝的那种多少代人都当大官的门阀大家族也就渐渐消失了，门阀社会的种种弊病也就没有了。
科举制度的另一大好处是，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。贵族和门阀社会的社会流动性很差，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嘛，穷人永远也出不了头。这造成了社会的不公正，造成了底层百姓对上层的仇视，造成了真正的人才不能为国家所用，反倒成了国家的敌人。在科举制下，没有背景的普通百姓也可以通过念书考试进入社会上层。反过来，原本的豪门子弟如果不好好念书，也会很快没落，沦为平民。这样做的结果也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，每个百姓都有出头之日，每个权贵都不能得意忘形，国家能最大程度地吸收人才。
因为科举制的实行，中国百姓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传统：重视知识、重视读书、尊重知识分子。祖训、家规都强调子弟要好好念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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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康之耻，宋钦宗登基时的年号为“靖康”，事件发生在靖康年间，因此这段历史被称为“靖康之变”，国家沦陷的时候，难免会出现一些出卖同胞的汉奸。可这一次当汉奸的竟然是皇帝和太上皇。他们为了满足侵略者的私欲，竭尽全力地掠夺自己的子民。而他们家一口气出了三个糊涂蛋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繁荣帝都，几近废墟，一路上，宋人受尽折磨，“地狱之苦，无加于此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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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级史观习惯把王朝末年遍地而起的叛乱称为“农民起义”。实际上，这些战争最后的获胜者，他们基本都不是农民，而是权贵出身：
秦朝的开国皇帝是国王。晋朝的开国皇帝是魏国的权臣。南北朝的皇帝不是部落领袖就是门阀贵族。隋朝、唐朝，全都是关陇门阀。五代十国加上宋朝，开国皇帝大多是禁军将领。
唯一身份低点的，是西汉和东汉的开国皇帝，西汉的刘邦出身是小吏，但是在起兵之前已经是当地的一霸了，整个沛县的上下官吏都是他的人，算是地方上的小豪强。东汉的刘秀出身也是豪强，在家乡也是一霸。
在这些皇帝中，没有一个人是普通农民。
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在天下大乱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想出来大捞一把。你说，是本身就有钱、有兵、有声望、有人脉，受过良好教育、眼界宽广的贵族成事的机会大呢？还是以上这些全都没有的普通农民的机会大呢？
历史上，也有平民或者商人出身的军队领袖，比如黄巢、李自成、洪秀全，但是他们在轰轰烈烈一番后，都因为自身的短视而灭亡了。
唯一例外的便是元末战争。元末的汉族领袖基本都是平民和商人出身。这是因为元朝常年打压汉人，汉人中很难找出有能力起兵的权贵，争霸的舞台因此留给了平民。
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，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平民百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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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称呼的小知识，一个皇帝有好几个称呼。首先，他有姓名，这个名和普通人一样，都是长辈起的。比如汉朝的汉武帝，他的姓名叫“刘彻”。
但是古人认为，人的姓名不是普通的符号，念出来、写下来就会拥有某种法力效果。比如《封神演义》里有一个将军叫张桂芳，他只要叫对方的姓名，对方就会被迫下马。《西游记》里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有个“紫金红葫芦”和“羊脂玉净瓶”，拿着这两个宝物呼唤对方的姓名，只要对方答应了，就能把人家吸到葫芦或者瓶子里来。古代民间也常见类似的诅咒术，只要写下对方的名字和生辰八字，再施加诅咒，就可以咒人于无形中。
所以古人为了表示尊重，长辈、皇帝的名字都不能直接称呼，也不能写下来，需要避讳。
等刘彻死了以后，这就麻烦了，你还是不能直呼他的名字，因为人家是先皇，辈分更大。可是先皇有很多啊，那该怎么称呼刘彻呢？在古代，有身份的人去世以后，会由后人给他起一个“谥号”。理论上，谥号是对这个人一生行为的盖棺定论，起什么是有规定的。比如刘彻在位的时候，几次把匈奴赶跑，军事成就很大，所以得了一个谥号“武”。后人就可以称他为“汉武帝”。
唐朝之前，皇帝的谥号一般是一到两个字。到了唐朝一开始还没问题，比如李世民的谥号，一开始是“文”，因为他开创了“贞观之治”嘛，和开创“文景之治”的汉文帝、开创“开皇之治”的隋文帝是同一个待遇，这还挺合理的。但从武则天以后风气就坏了，开始喜欢给先辈的谥号里加字，意思是这人实在是太完美了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一两个字根本概括不了。李世民的谥号后来字数越来越多，最后变成了“文武大圣大广孝”。到了后面的朝代更是愈演愈烈，不少皇帝有十几个字、二十几个字的超长谥号，这别人就没办法用谥号叫他了。谥号不能用了，但还有另一个称呼可以用，叫作“庙号”。
普通人祭祖在宗祠里，皇帝祭祖在太庙里。太庙里供奉了先皇们的牌位，牌位上写的既不是姓名，也不是谥号，而是单独起的一个称号，就是“庙号”，如“太宗”是李世民的庙号，我们称他为“唐太宗”。
其实，使用庙号也不是很方便，因为庙号的花样太少，什么“太宗”啊，“仁宗”啊，历朝历代都有，重复率很高。后来人们又想了个新花样，用年号来称呼皇帝。
年号是古代纪年的一种方法。皇帝登基的时候为了表示新皇帝新气象，都要改年号。比如李世民登基的时候，就把年号改成了“贞观”，当年就是“贞观元年”，第二年就是“贞观二年”，依次类推。在明朝之前，很多皇帝都有时不时改年号的习惯，称为“改元”。有时是图吉利，有时就是心血来潮。明、清两朝呢，因为朱元璋带的头，皇帝基本上不改年号，每个皇帝在位时有且只有一个年号，所以用年号来称呼皇帝就很方便。在明、清两朝，人们习惯用年号来称呼大部分皇帝。比如我们习惯说的“乾隆皇帝”，他的姓是“爱新觉罗”，他的名是“弘历”，庙号是“高宗”，谥号太长就不提了，“乾隆”是他在位时的年号。人们出于习惯，就用“乾隆皇帝”来称呼他了。
总结一下，称呼汉朝的皇帝用谥号，称呼唐、宋的皇帝用庙号，称呼明、清的皇帝大多用年号。谥号一般都是“什么什么帝”，庙号一般是“什么什么祖”或者“什么什么宗”。年号就没有规律了。一看皇帝的称呼是两个怪字连一起的，多半就是年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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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的皇帝有着近乎无限的权力，可他们只把这些权力用来强化自己的统治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“文字狱”。
文字狱真正的高潮，发生在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。这三朝文字狱的特点是：捕风捉影、处罚极重、牵连极广。
先说捕风捉影。
古人写字的规矩很多，有一条规矩是要避讳长辈、皇帝的名字。比如康熙名叫“玄烨”, “玄”和“烨”两个字就不能写出来。真需要这两个字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可以用代替法，比如把“玄”字写成“元”字。乾隆的时候，有个书生编了一本字典。在这本字典里，他要教读者怎么用代替法来避讳君主的名字，其中就列举了“玄”“烨”等字该用什么字来替换。他所介绍的这些方法，都是清政府官方的规定，是完全合法的。可是，他在举例子的时候还是得写上“玄”“烨”等字吗，这不也犯忌讳吗？于是作者用了另一种避讳方法，“缺笔法”，也就是写“玄”“烨”等字的时候少写一划，这也是当时惯用的避讳方式。
结果乾隆说什么呢，他说这个作者太可恨了，避讳“玄”“烨”等字的时候应该用“拆字法”，把一个字拆成好几个字写，用“缺笔法”不够尊敬！就因为这点小事，以及书里其他一些类似的格式小错误，这本书的作者被“从宽”处罚，斩首（不从宽就是凌迟），子孙七人斩首，妻子幼孙等家人发配为奴。更惨的是一开始负责查办此案的官员，被乾隆认为查办不力，“从宽”斩首。之前见过这本书的官员因为没有举报，革职交刑部查办。还有上上下下牵扯到的地方官什么的，一律受到处罚。
可不单单是清廷规定的那些避讳字眼，其他一些敏感字最好也不要碰，比如“清”字和“明”字。
有人写诗“一把心肠论浊清”，对不起，有罪。乾隆批示说，此人敢把“浊”字放到大清的国号前面，“是何肺腑？”
光避开“清”字和“明”字，也不够安全。
“千秋臣子心，一朝日月天”，有罪，因为“日”和“月”加在一起就是“明”。这首诗是在怀念前朝，其心可诛。
给自己的诗集起名《忆鸣诗集》，有罪，因为“鸣”与“明”谐音，“忆鸣”谐音“忆明”。
再说文字狱的牵连之广，刑法之重。
清朝的皇帝们并不是要惩治所有在文字上犯错的人，真要这么干，天下的读书人早就被杀光了。清廷是要造成这样的效果：让天下的读书人都知道，只要皇帝愿意，可以随时找个罪名让你家破人亡。至于这罪名找不找，什么时候找，就全凭皇帝一个人的喜好了。
换句话说，清廷是要全天下的读书人随时生活在恐惧之中，不敢乱写乱动。只有他们打心眼里害怕了，这江山才真的稳固。大兴文字狱后，清朝的读书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勇气，纷纷转向翻旧书堆、考据字音字义的“小学”。
还有更狠的。
类书是书籍摘抄，只抄录书籍的片段。乾隆觉得这么干不过瘾，要干就干大的，干脆把每本书的全文都保存下来，做成一本“天下图书大全”，这就是后来的《四库全书》。这种收录全文的书就不是类书了，称为“丛书”。
一开始，乾隆摆出一副求知若渴的姿态，他以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的名义要求全国各地，尤其是江南的读书人、藏书人把所有的图书都交出来供编辑人员参阅。而且是“借抄”，不是收缴，原书还是要还回去的。还特别声明就算是违禁书籍也没有关系，献出来的人一律无罪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乾隆检查收上来的书籍，发现其中违禁的内容太少了。这时他有点不耐烦了，三令五申训斥地方官员怎么禁书这么少？还公开惩办查书不力的官员。官员们这才明白过来皇上是什么意思：哦，感情您不是想要好书，您是想要查禁书啊，您倒是早说啊！各地官员立刻马力全开，到处搜刮书籍，借着征收书籍的名目，查到了大量禁书。其中一些押送到首都由皇帝和他的参谋们亲自审阅，其余的就地销毁。在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的过程中，毁书高达一万多卷，给中华文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
更可怕的是，清廷在《四库全书》里任意修改文字。过去人们编的类书，都尽量忠于原文，保持书籍原貌，这是最基本的学术道德。但清廷为了“正人心”的需要，把《四库全书》觉得“悖逆”的文字随意修改。而且这些修改还不标明出处，让不明就里的人读了，还以为原著就是这么写的。这是极无廉耻又极阴狠的招数，你毁书禁书，后人根据历史的只言片语还可以大致猜出你禁的是什么。而悄无声息的改书，是要让后世学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被篡改的历史，对文明的损害不可估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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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历史规律，清朝最后会像末年的唐朝那样，被遍地而起的军阀灭亡。
但历史给它派来个更厉害的敌人：
乾隆一十七年，美国人富兰克林冒着生命危险，利用风筝捕捉到了电。
乾隆三十年，英国人发明了“珍妮纺织机”，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序幕。
乾隆四十一年，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。
同一年，美国人发表《独立宣言》，美国宣告独立。
乾隆五十四年，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，巴黎市民攻占了巴士底狱。
乾隆五十八年，英国使团访华，他们为乾隆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产品：天文机械、地球仪、秒表、凸透镜、气压计、望远镜、蒸气机、珍妮纺织机、印刷机，最先进的战舰模型、火车模型、榴弹炮、迫击炮、卡宾枪、步枪和连发手枪——就这么说吧，假如当时的清政府想派个间谍到英国窃取科技情报，他想要的东西基本上都在这里了。
乾隆皇帝对此的批示是：“单内所载物件，俱不免张大其词，此盖由夷性见小，自为独得之秘，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。”“至尔国所贡之物，天朝原亦有之。”——你们这些破玩意，我们国家有的是！
就在乾隆过着他辉煌一生的时候，就在他得意扬扬地以为大清国天下第一的时候，西方国家接二连三地爆发工业革命、资产阶级革命，正以飞一般的速度赶超中国。
乾隆去世仅仅四十年后，鸦片战争的炮弹便炸醒了大清的美梦。一个中国历代帝王做梦都没有想过的新时代，到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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